摘要：比如说危机爆发之前我们是双防：防通胀、防过热。 ...
现在中国商学院很多必修课完全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制定。
而来自美欧和亚洲的8月份制造业数据也显示全球经济的今年增幅可能好于年初的预期。外部困难仍将持续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能否企稳回升，直接关系到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以此换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释放。毫无疑问，尽管投入成本巨大，但是今年以来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复苏道路上行走。实际上，衡量经济是否回暖的就业数据依然比较难看。因此，宏观经济的下一步既要着眼于保增长的策略性选择，更要积极创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复苏的内外部条件。笔者一点也不怀疑，假如三季度经济数据不是很好看，那么各地势必采取更大规模的投资行动，届时8%的增长底线相信是完全能够守得住的。
各级各地政府与其看重基于政府主导的消费扩大，不如狠下功夫解除量入为出传统深厚的广大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将财政支出倾斜到社保、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上，通过适当的转移支付和相关的制度建设逐步满足经济结构向消费转型的配套条件。而来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欧盟的失业数据显然更为悲观，欧盟统计局新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7月份失业率进一步升至9.5 %，创下1999年5月以来的新高。在中國，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这表明，部分中國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國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没有这种调整，中國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
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國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在解释中國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國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作为中國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國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
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有必要询问：中國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國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國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 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國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
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國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國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國社会未来階級图景的一种勾画。而中國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國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國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
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國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國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國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进入专题： 财富 。
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國，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國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2004年之后，中國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國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階級。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國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國的经济增长。
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國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國社会。
不过，中國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國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
在中國，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國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國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
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國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不过，放在中國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
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國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國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國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國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
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國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
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中國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國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國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
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國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國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
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
